凤凰山机场(真的，假的： 差点儿又长征？)

差点儿又长征？

提到长征，严格地讲应该从1934年8月7日算起。根据中革军委训令，红六军团9758名指战员在军团长萧克、政委王震的率领下，从江西遂川离开湘赣苏区，为中央红军在10月份开始的战略转移“探路”。至此，全国南方红军陆续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，踏上了后来被称之为“长征”的征途。1936年10月22日，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终结。时，到达陕北的红军三大主力加红25军，已由从南方出发时的19万余人，锐减至68000余人。

红军第一、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（1936年10月9日）
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红军到了陕北首先是脱离了险境，即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。其次是找到了落脚点，即在此扎下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。然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即红军既未脱离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能否建在陕北还是个问题。此说法并非“耸人听闻”，而是实实在在面临的险境。

首先，蒋介石是绝不会给红军任何喘息的机会的。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刚到达陕北，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西北“剿总”司令部，任命张学良为“剿总”副司令，且认为仅凭张、杨在陕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即可剿灭陕北万余红军的残兵败将。岂料，张杨与红军作战屡屡失利，东北军三个师折损于“剿共”之中，致使张杨不但“剿共“消极”，而且竟与中共建立了秘密往来。1936年10月9日和22日，红军三大主力分别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。赤匪的“全伙到此”令蒋介石兴奋不已，且认为根绝中共赤患在此一举。鉴于张杨的“消极”，蒋拟将其所部调至安徽，给“中央军”腾地方。一旦待中央军大兵压境，红军亦插翅难逃。

蒋介石和张学良

其次，红军可控制的陕北，地盘不过数县，人口不过40万。暂且不论敌军的围剿进攻，就连不足7万红军的衣食亦难以为继。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，“穷困潦倒”的毛泽东不得不伸手向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“借”到了5000大洋。以解果腹粮秣和御寒衣鞋之急。1935年2月20日，13000余人的红军部队东渡黄河，在“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”的口号下开始了东征作战行动。口号是旗号，到阎锡山的地盘里“打牙祭”才是实质。因为若不从阎锡山处搜刮点儿油水儿，陕北可真要揭不开锅了。与二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面对经济状况日益窘迫的局面，毛泽东竟写信给国母宋庆龄借来5万美元，以支撑7万红军的生计。

毛泽东在陕北保安（1936年）

由此可见，此时红军面临的状况，远未到“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” 可以踏踏实实地放在陕北的地步。敌军围困陕北红军的态势已形成，红军在陕北的生存空间已被挤压到了极限。此时红军面临的危机，远远大于当年各路红军离开南方根据地长征时的情形。换言之，如果说身居陕北的中共及红军“到了最危险的时刻”并非危言耸听。

中共当然不会“坐以待毙”，且立即做出了以下决策：

1、着原红四方面军部队出击河西，执行“宁夏战役”计划。目的打通陕北至苏联的“国际通道”。一是可从苏联获取物资援助。二是在陕北无法立足时，此通道则是一条“退路”。

2、在敌重兵合围尚未形成前，红军主力必须离开陕北进行战略转移，即刚结束长征鞍马劳顿的疲惫之师不得不开始新的长征。当时所策划的长征路线有二。

一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，然后南下河南和陕南，最后返回陕北。

二是进入甘南和陕南，尔后再进入河南和陕西，最后返回陕北或甘北。

上述打算曾与张杨秘密交流过，两人的态度是，立即并加快执行“宁夏战役”打开缺口，但“放弃陕北”的长征要暂缓执行。

岂料“宁夏战役”出师不利。10月底，因黄河渡口被国民党军截断，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仅有5、9、30军2.1万余人，这就是后来的“西路军”。最终结果不但“宁夏战役”计划未能实现，且在青海马家军的打击下，西路军全军覆没，仅有400余人到达了新疆。

鉴于“宁夏战役”的失败，中共坚定了放弃陕北立即进行长征的决心。但此时张学良极力劝阻中共先别急着长征，要求再等待两到三个月，届时时局定有变化，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个变化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幸好中共接受了张的建议，决定再等待两个月，尽管陕北的红军已是“饥寒交迫”了。

张杨随后对蒋介石开始了“不屈不挠”的“苦谏”，劝其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张分别在10月22日、10月29日、11月27日、12月2日、12月4日、12月7日面见蒋介石但均遭蒋拒绝和痛斥。12月11日晚，蒋介石邀请张学良、杨虎城和蒋鼎文、陈诚、朱绍良等参加晚宴。晚宴期间，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，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。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。见“大势已去”的张学良和杨虎城，不得不“破釜沉舟”宣布12月12日清晨“兵谏”。

“西安事变”蒋介石被捉的山崖（现华清池“兵谏亭”处）

张杨要让中共等待的这个“时局变化”终于来到了，且这个变化来得也太突然了，突然的令中共有些始料未及。这个变化也太大了，大的令中共竟无任何心理准备……

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 左起：秦邦宪、叶剑英、周恩来

众所周知，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。1936年12月25日，蒋介石接受“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”等六项主张。其中第四条“停止剿共，联合红军抗日，共产党公开活动（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，在召开民主国会前，苏区仍旧，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）”无疑是解除了中共和红军面临的生存危机，且已 “合法化”，即不但可生存，而且可发展。此结果大大超出中共原先之预料。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后来的和平解决，改写了中国的历史，对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奠定了基础，那么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后来的和平解决，也同时改写了中共的历史。

张学良和杨虎城

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那场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是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。然，至今对此事件的评价却众说纷纭。

有的说，张学良和杨虎城是“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”。之所以有“罪”就是致使已濒临灭顶之灾的中共及在陕北红军得以“凤凰涅槃”。

也有的说，张学良和杨虎城乃“千古功臣，民族英雄”。 西安事变成为了时局转换的枢纽。至此，十年内战局面基本停止，国内和平初步实现，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。

尽管张、杨发动“兵谏”，事先从未与中共沟通交流，更谈不上中共唆使纵容，但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“救中共于水火”的作用，使在荒瘠陕北的数万红军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。换言之，西安事变不但使红军“凤凰涅槃”，而且借全民抗战得以迅速发展壮大，以致于在事变13年后竟推翻了蒋家王朝。这也就是蒋介石嫉恨张、杨如此刻骨铭心的缘故。

西安事变各方势力的最终结局如下：

蒋介石

在接受了中共和张杨提出的六项协议后于1936年12月25日被释放回南京。1949年12月10日，“丢了江山”的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离开大陆去台湾，且再未回来。

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机场迎接

张学良

1936年12月26日，张陪蒋到南京后被扣押，1948年被送往台湾关押。直到1990年才解除关押，前后54年。其所统领的东北军被分拆瓦解。

左图：关押在溪口期间 右图：恢复自由后

杨虎城

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。同年6月被迫出国“考察”。“七七事变”，卢沟桥抗战爆发后，多次向蒋介石发电，要求回国抗日，遭拒绝。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，准备参加抗日工作。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。先后关押于湘、黔、川等地。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戴公祠被杀害。其所统领的17路军被撤销番号。

出洋考察期间（妻子谢葆贞、儿子杨丞中、杨虎城）

中共

西安事变发生时，中共党员不到4万人，红军兵力不过5万。抗战胜利时，中共党员人数已达120万人，军队已达百万之师。13年后（1949年）夺取了全国政权。

周恩来在开国大典上（1949年10月1日）

西安事变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起到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。

然，究竟谁是西安事变最大受益者或许也不言而喻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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